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注明:如果我的朋友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一些伟大的人物丢失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与欧洲呢......为什么中世纪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缺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为什么?
关于中国文明中是否出现过巨大的“科学技术”,又或者中国是否曾在某一阶段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欧洲,这在学界有着很大的争论。这些争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引发的思考),李约瑟难题包含来个问题:
1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2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发展进程中会整体落后于西方?
这两个问题相互并联,求解李约瑟难题过程的实质是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逻辑规律与启示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内外影响因素的问题。
科学技术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而这与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发展历程都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形态。通常我们认为东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建制是相同的。
1 经济制度
旧社会农民从皇帝哪里领到土地维持家用,对以皇帝为首的政府提供赋税,受统一的法律制约和保护;中央政府从农民那里取得赋税来维持军队,军队的士兵也来自农民。所有中央政府有能力和权力去建立强大的军队,用以随时铲除任何挑战中央集权的豪强,呈现两头强
中间弱的局势,是高度中央集权形式。在这样的土地制度下,小农经济使得人们能够自给自足,拥有土地便可维持生活所需,所以贵族阶级甚至全社会都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占有欲,从而便产生了强烈的重农轻商,对经商致富以鄙夷的态度,于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生产力上也没有对科学有进一步的要求。
贵族阶层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社会建制决定统治阶层的权力依靠于贵族的支持,所以贵族会比较长时间的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没落贵族为了追求社会地位提高,要求思想的解放和探索精神。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贵族靠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他们的身份依赖于王族的庇护,一旦这个特权和庇护失去,贵族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于是,中国的读书人便以“学优则仕”的准则来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
2.3 启示意义
当代社会,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还落后与西方,除了经济水平和科研起点外还有其他原因吗?从“李约瑟难题“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启示,现代科学的创建得益于贵族的自由探索精神,整日为名利和生存而劳累催生不了现代科学,也不利于科学的实质进步。科研工作需要“贵族式”的自由探索精神,科研工作者不应该为“名利和生存”而工作,科研考核体制也应该给科研工作者更多自由和空间、减少或避免急功近利式的科研考评体制。
欧洲土地制度非常不同。在欧洲封建的制度是庄园制。贵族名义上是从国王那里领到土地,但贵族是庄园土地的真正拥有者,于是贵族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农奴靠耕作他们领土的土地而养家糊口,国王在把土地封给贵族的同时,贵族需要提供一定的军备和粮食,国王的资源来自贵族,于是国王不具备压制贵族的能力。中世纪的庄园制:贵族拥有土地、农奴为领主劳动以谋生存,这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局势。于是,中间阶层的贵族拥有更多的势力和自由,贵族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利益,变得更为强大,对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技有更强烈的欲望。直到中世纪的默契,即开始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时,很多领主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把土地用于养羊,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过程。
3.1 保守主义与经验主义影响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中国北面是无际沙漠,西面是苍茫雪山,南面是绿郁葱葱的树林,东面是大海,泱泱大国,纵横千里,这在当时的环境里可谓封闭而富足,中国各朝统治者都追求天下统一,追求永恒不变的稳定昌盛。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无须思考也不需探索,祖辈的言传身教足以维持生活基本需求,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使得人们不思进取、虚幻轮生的惰性心态,这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新力,于是这样的社会必然缺乏创新性。欧洲国家都是小国,在历史上有着频繁剧烈变化和动荡,同时之间的贸易、交流也很多,这样的经历教会他们冒险探索和创新发展的精神,教会他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应该适时改变,这是有利于现代发展的。
3.2 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影响
在文明发展上,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农奴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是不可逾越的。他们强调上帝的旨意,一个人身为农奴或身为贵族是上帝的旨意,不可更改的。中世纪后,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开始衰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等等造成了基督教影响的衰落,以及人本主义的复活。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开始成为主导。
在中国,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还有一定的流动,通过科举考试,农家子弟有机会加入统治阶层。但在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发展中,封建制度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选择儒家思想,独尊儒术强调文学修为和道德修养,大多讲的是做人道理,君尊臣卑的信念,科学技术被认为是“淫技奇巧”。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便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这样长久的熏陶下,很难有兴趣和机会对科学产生多大的兴趣。“道成而上,艺成而下”成了社会主流观念。在古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背景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只局限于四书五经的学者和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娴熟技术,却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工匠之间有着天然的屏障,这道屏障亦是巨大的社会地位差距,隔绝了两者的交流和促进。实践上升、形成不了理论,理论肤浅与感官。这就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始终以经验概括、归纳为主,擅长整体综合、不懂逐步深入;只满足与对表象的认识,而不探索表象产生的本质原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擅长对事物进行定性描述,忽视定律分析。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用直觉思辨和臆测代替实证分析,而科学一旦失去实证分析方法,就会陷入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这正是约束与误导科学技术进步的方法因素。中国在对自然经验的获取上先与欧洲,但对所获取经验的深入认知却止步于满足于现实生活的使用上。
中国传统科学偏重于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西方科学则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热衷于用原因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比如,用引力假说解释苹果为什么总落到地上,而飞不到天上;用电场假说解释电荷和磁体不相互接触也能相互作用的现象。用原因解释现象,不满足或深圳鄙视经验知识,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既是西方科学的本质,也是西方科学的核心。这种差异导致西方的理论、概念经常被证实或伪证,从而推动西方科学的不断进步;而中国科学的理论,“概念”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伪证。
中国传统科学偏重于直觉、意会、缺乏逻辑推理,西方科学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并运用逻辑和实验方法对知识进行检验和否定。西方科学对任何科学概念都要进行严格定义,注重在概念基础上进行严密的推理,喜欢、擅长运用理性思维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追求严谨性和精确性。而中国经常强调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去理解知识。这不仅阻碍了真理的获得,也阻碍了真理的传播。
科学的本质在与理论化、体系化,任务在与解释和认识自热,“求知求真”;技术的任务在与改造自热和利用自然。
中国的传统科学表现出很强的使用观点,技术应用偏重实用性,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方面,做出很大的成就,但也因为如此,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就被忽略了,中国传统科学更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尚未建立起自身的科学体系,是“实用理性”的文化。西方科学则热衷于为求知和摆脱愚昧去探索自然的奥秘,技术应用偏重研究探索,是“科学理性”的文化。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知,中国传统科学不具备产生近代科学的要素,因此西方意义的近代科学史不可能在中国诞生的。近代科学之所以出现在西欧而不是中国,是当时全人类所创造的科学记说精华在适合她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中汇聚的结果,是科学自身长期发展的结果。欧洲能成为近代科技的摇篮,并不意味着以后还能独领风骚,并不意味这我们中华名族不具备科学天赋。
如果我们能够在痛苦的历史中反省并清楚认识自己,可科学研究中认识了科学,那么我们也能成为未来科学的巨人。
“李约瑟难题”给力我们很多启示:身为中国人,我为我们名族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通过学习自然辨证法,也认识到自己生来具有的思维缺陷和固疾,只有在实践中时刻提醒自己,锻炼自己才能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