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主义 | A Little Sight of Falsification

证伪主义 | A Little Sight of Falsification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感知自然世界,认识人间事物，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有五种：经验；权威，推理，归纳，和科学方法。这些方式是知识的来源。

个人经验我们都很熟悉，运用很广的知识来源。远古的耕夫用一代传一代的经验预测气象，季节，种地打粮。现代生活仍离不开经验。你送孩子上一个新的学校，来回几趟后，你就会知道哪条路近点。

个人经验是有局限的。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依靠权威来解决一些问题。 如要知道亚裔移民的平均家庭收入，我们要看人口统计局的报告。交通事故发生，交通警察就是处理事故的权威。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人物，和一些宗教领袖都曾被作为权威，真理的来源。

古希腊的哲学家为人类系统性地发现真理作出了贡献。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首创三段论演绎推理。在这个思考程序中，人们按照演绎的规定，从一般事物出发推出特殊事物的规律。

在演绎推理中，大前提必须是正确的，结论才能是正确的。中世纪时，教堂的教义常常被用来作大前提，而推出许多错误的结论。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倡导思想家直接观察自然，搜集事实，从这些信息中作出概括，达到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叫逻辑归纳法。

归纳法可以把支离的知识积累起来，但是对这些信息的发展起作用不大。达尔文19世纪在马德拉岛（Madeira）发现那里的昆虫没有翅膀。这个观察与一般的观察不统一。运用归纳法在这里没有使达尔文达到任何关于进化论的结论直到他作了一个试探性的假设来解释这一现象: 马德拉岛的风力比别的岛上的强。然后达尔文开始收集资料，数据来检验这个假设。达尔文就是用这个方法发展了他的进化论。这个方法就叫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实际上就是演绎 ＋ 归纳 ＋ 假设的方法。科学家观察某种事物的现象，总结出规律，作出试探性的假设，推出理论；然后从这个理论出发，再假设，再观察，然后再证实。第一位运用科学方法索取知识的是达尔文。

到底什么是科学？用科学方法取得的结果都是科学的吗？

一．科学与可证伪性

20世纪风云变幻，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伟大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观察这两种科学发现模式，发现了它们之间极大的不同。弗洛伊德学派总是向前看，通过历史上的事实来分析得到自己的结论，如果有出现矛盾的地方总可以修改自己的解释来达到自圆其说。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他的理论总是向前看，如果事实与他理论相悖，那么相对论就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卡尔波普尔得到一个结论：伪科学在证实，而科学总在证伪。

“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志，更严谨的表述是：如果一个理论是可证伪的，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同时，如果一个理论不包含任何可证伪的命题，那么这个理论是不科学的。

波普尔尤其反对观测－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作间接评测。他也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树立这一科学理论，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实验数据，能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例如，人们在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得出“绵羊是白色的”这一理论，然而检测之外，只要有一只黑色的绵羊存在，即可证明前面的理论错误。谁又能无穷无止地检测绵羊，以证明“绵羊是白色的”理论的绝对无误呢？）这一“可错性”原则所推演出的“真伪不对称性”（真不能被证明，只有伪可以被证明），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个理论是否科学，不在于它的真理性，不在于它的准确性和可测性，也不在于它的方法性，而在于它是否可检验，可反驳，可证伪。证伪就是去提出假说和猜测，然后去寻找与这一假说不符合的事例。然后事例对假说进行修正，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乃至最初的假说全盘否定。这种试错法对于理论的修改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试错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较好的假说，但不是最好的假说。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和科学精神相悖证伪可以避免对错误理论的辩护和教条。如果坚持证实，如果一旦出现于理论相悖的现象，人们便会做出特殊的假定或限制使其自圆其说。

波普尔把积累科学知识的过程用如下过程表述：P1-TS-EE-P2。对于问题1（Problem1），人们提出假说尝试解决（Tentative Solution）。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进而产生新的问题（Problem2）。随着问题的深入，对问题尝试解决的理论的正确性也越来越高。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而应该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

二．进步源于批判

波普尔指出，进步所需要的是一种批评性的结构，在其间，彼此竞争的理论能够被检验。波普称他的哲学为可证伪科学或批判理性主义，他的格言是：”我可能错了，你可能是对的，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可能离真理就更近一步“。

波普尔认为，我们不要去试图徒劳地去检验或证明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去证伪他们，因为我们只需一个否定的例子，就可以推翻整个理论。只要我们找到一个黑天鹅，就可以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是错的。因此，在理性的辩论中要紧的是，使不同的主张想批评开放，抛弃我们认为错误的理论，留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理论，这是构成我们进步的动力。

证伪主义应采用试错法。这是指人们应该大胆地提出假说和猜测，然后去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符合的事例。根据事例对假说进行修正，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乃至将最初的假说全盘否定。试错法对理论的修改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试错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较好的假说，但不是最好的假说。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和科学精神相悖。

最好的理论或科学成果并不会永远经得验证或被证明永远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们也不能被证伪，所以，它们其实是更好的可供我们证伪的理论，这种理论或科学是最接近于真理的。如果你坚信某一特定观点是合理的，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使这一观点向批评开放，尽最大可能的找出它的可能之错误。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仅可以取得进步，也能使人类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这不仅是一项科学工程，更是一项道德责任。

波普尔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性的批判。真正的理性在于它可以接受批判，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是理性真正的精髓所在。波普尔的理性态度是，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于真理。科学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既可以被证伪又不服从任何权威。

三．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

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波普尔的核心洞见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获取知识理论和一般的批评辩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苏格拉底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我们才打开了自己，认识到了宇宙的部分规律，找到了探索世界的部分方法。波普尔说，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在未来的任何时代，将会继续适用。因为它能使我们保持谦卑，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在书中，他写道：“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谦逊，非常包容，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第三点和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几乎不谋而合）

附：开放的社会

对于社会的发展推进，波普所担心的是，当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确定无疑的知识时，自身就变得自大起来。而这种自大如果使我们觉得压制那些不同意的人或提反对意见的人也是正当的时候（容不得别人提反对意见时），就很危险了。如果某一政府整个被这种自大心态控制，危险就会急剧地放大了，就会变为一种极权和专制，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将丧失最基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由于确凿无疑的知识根本不可能得到，那种自大也根本就没有根据，波普则试图分析，在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后，何种政治结构最有利于社会进步。很明显，开放的社会和政府，永远比专制和极权的社会和政府要好。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建立零碎的、合理的社会工程，这将是我们完成美好夙愿的第一步。

波普把批判理性主义应用于政治领域，而鼓吹开放社会中的零碎社会工程。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是否获得了真理，但经过努力，我们可以矫正那些可以被确认的种种问题，从而得以推动社会进步。在波普看来，哲学和政治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决具体的问题。改良方案和政策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推测和主体间的批评过程获得，这一过程要求我们展开论据，并使政策进尽可能地明晰、清楚。为使此一过程很好发挥，我们就必须维系自由和批评性的制度，保持个人自由，我们也需要一套服膺和平改革的政府体制（即民主），我们之所以青睐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这套制度允许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在观念的市场上进行竞争。